第124章 高太后政事堂的结局
作者:土着与土猪   铁血西军:大宋杨家将后传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大宋廷试。
    李清臣的题目最终就是大宋试进士的最后题目,这场考试将大宋士子集团的分裂明明白白的撕开。大家听到都是官员之间的互相攻讦倾轧,往往忽视了最大的那个士子底层群体,青衣学子。他们中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中不了进士,也许很快就会步入官场,他们事实上是大多数。
    面对这样的考题,所有的考生事实都面临一个选择,你的治政理念。持新党理念的显然欢欣鼓舞,侃侃而谈,持旧党理念则精心构思批判,反驳考题中对元佑政绩的指责。当然,也有交白卷表明立场的人。
    大宋朝走到今天这一步,两党已经没多少回旋余地。这可以称得上从头到脚士子的一次分裂。要知道,在试进士的考试,大宋是不废黜人的,不论名次,你最差都是同进士出身。这些人过了今天就都是切切实实大宋朝的官!
    政事堂,关于名次的论定又陷入僵局。
    不论文章本身优劣,是把倾向新法的往上放还是旧制的往上呢?当科举取士以政治倾向来论定,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误区。
    范纯仁这次异常后悔,当倾向决定一个刚入官场的进士的起点,这等于把治政的理念之争又往下延伸。他很想和稀泥,把新旧两种理念的掺和着放,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,也是个昏招,这没解决问题,不过是把问题拼命掩盖一下而已。
    范纯仁为了这事和李清臣在赵煦面前当面争执,他的话这两个人还是听进去,不管如何,把这事扯到整个士子中去,对事情百害而无一利,应该让大家都有机会自己慢慢去分辨。更为重要的是,新法旧制从来就包含了好和不足。
    事情的发展是一个忠恕的范纯仁无法左右的。
    翰林学士范祖禹为主的考官一系,直接把赞成元佑的文章名字前提,这本来就是他的理念,题目按李清臣的定了,李清臣文名太盛,苏辙也没拦住。那文章好坏我这个翰林学士现在管这个事,总能定。
    廷议不再过多赘述,这基本演变成了新旧两党的大对决,双方扯破脸的争论。
    赵煦明白他还是捅了个窟窿出来,在整个过程中,赵煦心向新法,但官员都是他的,政事堂的高官要换,中下层官员要调整,却不用大动干戈。赵煦的理想状态是新党官员为主,以新法主政,旧党官员也有一定的势力,形成牵制,也能查漏补缺。但事情一旦起头,都不是他这个官家就能控住。
    朝廷这场争论,赵煦必须表面态度,把风向定下来。要不,这场争论旧党赢了,他所有的思路连个起头的机会都没有。
    这是一场剧烈的人士变动。
    翰林学士范祖禹被罢出知地方,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考评进士本就是翰林学士的职责,不肯附劾范祖禹,也被罢出知地方。其他中书舍人给事中一大批人外出。
    大宋朝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,张商英为右正言。
    赵煦诏章惇入宫觐见,章惇这时候其实已经快到开封,他是来开封为凌霄宫题词写匾的。
    这个召见,朝堂所有人都明白赵煦下定决心用新法,章惇是新党中硕果仅存的资历最早的一批成员。还有个吕惠卿,只是他已为新党所不容。
    赵煦诏章惇进宫入对,这有点官家挑选臣子的意味,我问问你方略,你的治政和我相符,能力资历足够,启用就是。
    范纯仁连章求去,赵煦终究同意,罢右相出知颍川。
    ……
    这是赵煦亲政的第一份进士榜单,这份榜单经过杨畏等新党官员调整以后,凡是对元佑变政进行批驳的都往前提,部分名次靠前进士甚至直接要求朝廷启用当年熙宁新法。
    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于,不管榜单本身有没有倾向性,进士的排名明明白白放榜出去,能参加试进士考本来大家差别就不大,没有人会去把整个进士试卷通读一遍,有心人也不过拿前几名看看。排名靠前的进士在同科交流中会占据显着的位置,他们的言论更引入注意,往往会影响更多的人。
    政事堂新党的几个人最初不过想找个新法的突破口,首先得大家来论这个法度。但事情的走向让新旧两法更加不容。底线怎么拉低?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出来。
    王安石的《荆公新学》让士子为之一震,新党把它捧上神坛,部分考卷中都有这方面的策论,就当时来说还不算影响特别大,当然取士的人开始有了偏向性。
    旧党上台,恢复诗词,取缔相关策论,表面上看旧党赢了,实际不过是把这道裂痕加深,这个学说已经传出去,本身也有其道理。这个做法帮王安石扬名,王安石在士林中本就影响极大,士子根据自身利益和新法相契的自然还是会去读,倒是偏于旧制的人对这学生不屑一顾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割裂。
    新党这一次在殿试上通过考试让士子做出选择,这更是把分歧显现化,对错的本身在于新旧两法的选择。结局让更多人不得不选边站。要知道,新法旧制其都有可取之处,也有偏颇的地方。
    治政可以有偏向性,但各种学说都应该可以存在。作为士子中的上级阶层,得给整个士子们空间,让他们自己去探寻,去摘取发展完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新法好的东西也慢慢会成为旧制的一部分。
    ……
    高太后最后这两年,心中是有一定的悔意,她对新党的打压太狠,实际最后拜相的人,高太后是有意平衡一下旧党,比如她后来屡屡想重用的范纯仁、苏颂和苏轼等等人,包括一直的左相吕大防,不管是否跻身旧党,他们更像温和派。这些人更想把争端限定在事,而不是人。
    人和事本就容易搅合一起,从高太后去世,到范纯仁最后离去,半年不到的时间,政事堂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大佬。高太后政事堂最后的结局只是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,底线再拉低,新旧两党越来越难以调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