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七章 戚同文:书同文也
作者:放羊小星星   诸天万界之大拯救最新章节     
    国家劝学育才,必求为我(我朝)所用,辅我(我朝)风教,设使(教授)皆明/经籍之旨,并练王霸之术。

    使天下贤俊,翕然(一致)修经济之业,以教化为心,趋圣人之门,成王左之器。

    故臣以为……

    傍晚时分,范仲淹连晚食都顾不上吃,一直呆在书房,颇有札子不写完,不休息的架势。

    纵观范仲淹过往的履历,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雎阳书院求学的那段日子。

    雎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并成为北宋四大书院。

    (PS:四大书院之所以出名,其根本原因还是天子的关注,白鹿洞书院于太平兴国(太宗)年间,得赐国子监本《九经》

    嵩阳书院于至道年间(太宗),得赐匾额‘太室书院’及国子监本《九经》

    岳麓书院于咸平年间(真宗)得赐国子监本《九经》,大中祥符年间又得御赐匾额

    雎阳(应天)书院于咸平年间得赐匾额

    皇权社会嘛,天子就是最大的变数,其他书院不是不够优秀,只是名声不显,只在当地有名,如岳麓书院,是在得御赐匾额后,才闻名天下的)

    因此,范仲淹上书的札子,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参照雎阳书院得来的。

    不过,雎阳书院现在应该称‘应天书院’。

    雎阳书院坐落于宋州宋城县,景德二年(1005),宋真宗感念宋州是太祖的‘龙兴之地’。

    于是下诏将宋州升格为‘应天府’,大中祥符七年(1014),应天府再次升格,成为大宋的陪都,始称‘南京’。

    雎阳书院的前身为南都学舍,创立于后晋(五代936-946)时期,由当地的名士杨悫(que四声)创立。

    起初,南都学舍只是一间很小的私塾,直到得到了当时的某位官员资助,这才日益发展起来。

    同时,南都学舍也继承了唐代丽正书院藏书的传统,建起了一间藏书千余卷的藏书楼。

    (类比到现在,大概相当于藏书百万的大型图书馆)

    不过,真正令南都学舍闻名天下的乃是杨悫的弟子——戚同文。

    戚同文生于唐末,彼时天下烽火不休,位于中原腹地的南都学舍,更是四战之地。

    有感于天下动荡,生灵涂炭,戚同文不愿出仕为官。

    当然,戚同文的内心是渴望一统的,因为国家一统,老百姓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
    其实,戚同文本名并不叫‘同文’,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,其中的含义也很直白。

    同文取自‘书同文’。

    在戚同文的掌管下,雎阳书院先后登第五六十人,其中最知名的登基者当是淳化三年的状元孙何。

    (PS:这个是指书中的时间,现在的范仲淹还没有闻名天下)

    自此,雎阳书院名动天下。

    虽然范仲淹求学时,戚同文已然故去,但书院中的绝大多数规章制度皆是戚同文留下的。

    而戚同文亦是对范仲淹影响最大的那个人。

    雎阳书院的学风便是‘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’(出自孟子),这也是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的源头。

    毫无疑问,范仲淹绝对是雎阳书院最杰出的弟子,他继承了戚同文的遗志,并将其发扬光大。

    月上中天,范仲淹终于停下了笔触,一封兼具文辞和实用的札子,新鲜出炉。

    在这份札子里,范仲淹由浅入深的概述了一间官学该如何运作。

    首先,最重要的当是山长(院长)。

    蛇无头不行,一个好的山长,足以为一座书院定下成功的基础。

    其次,山长终究只是一个人,肯定无法照顾到方方面面,理应配上几名助教,协助山长打理书院日常的杂物。

    同时,教授的人员也很重要,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

    最后,杂役人员虽然很不起眼,但一所书院能不能行之有道,离不开门房、斋夫、火夫等人的协助。

    当然,以上只是制度方面的。

    一所书院,除了良好的制度,还离不开财力物力。

    没有经济基础,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

    在这一点上,范仲淹借鉴了白鹿洞书院和应天书院的经验,提出创立‘学田’制度。

    由朝廷赐下学田,然后将土地租赁给其他农民耕种,其中的产出主要用于维系书院的开支。

    官方赐予学田,并不是无例可循的。

    早在南唐时期,白鹿洞书院就得到了朝廷的资助,是学田制度最早的雏形。

    同样的,应天书院的部分学田,亦是由宋廷亲赐。

    如今,范仲淹只是将其单独提出,希望朝廷能够以两大书院为例,推行天下。

    毕竟,田地是固定资产,有了田地,书院才能立下基业,不用寄希望于富户偶然的馈赠。

    札子的最后一项内容,是关于藏书的,这也是范仲淹着重提及的一点。

    他建议,最好是朝廷牵头,由朝廷同一刊印官方教材。

    书同文,亦是戚同文的本意。

    范仲淹之所以如此建议,倒不是为了什么‘道统’,仅仅只是为了让贫寒子弟的科举之路,多上几分希望。

    大宋三百多个州府,不是每一处都有应天书院那样得天独厚的环境。

    很多偏僻的地方,甚至连书籍都有错漏。

    圣人之书,微言大义,一字之差,或许便是南辕北辙。

    读着错误的书,即便读书之人天纵奇才,又有何用?

    这一点,范仲淹深有体会。

    幼时,他读过不少错漏版,以及老版的经义,直到去了应天书院求学,他才窥见真言。

    为了矫正过去的错误,他花费了至少十倍的时间。

    经明以道,文以通理,错漏之书,不应成为寒门子弟科举之途上的绊脚石。

    唯有身受,才能感同。

    为此,他不惜冒险上言‘书同文’。

    道统之争,最是血腥,不论哪个学派,都希望成为显学,如果能得到朝廷的背书,该学派必定一飞冲天。

    范仲淹很清楚这份札子会掀起怎样的巨浪,为了获得‘话语权’,各大学派必然‘不死不休’。

    而身为这件事的挑动者,他又岂会置身事外?

    群起而攻之,也不是不可能。

    他在雎阳书院求学的事,又不是什么秘密,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,除了雎阳学院出身的,其他学派很可能对他聚而攻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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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装了,我摊牌了,我就是范吹!